“而且，杨教授，您是犯罪心理领域的专家，您一定知道童年经历对人格塑造的重要性，当年我初次接触心理学的时候问过她，我问她难道不知道从出生到三岁是依恋形成的重要阶段吗？她就看着我，完全找不出话来回答我。既然没有做好负责的打算，当初又为什么选择生下我呢？”

“张老师……”高颖还想说些什么安慰她，却被她抬手制止了，“算了，这些都过去了，我当初选择了心理学作为专业，本身就是为了疗愈自己的。”

“我还是给你们讲讲她后来工作方面的内容吧。”张燕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汹涌的泪意压下去。

“后来全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重点都朝着发论文去了，各个高校也把论文作为职业评价的硬指标，虽然她在行政工作和学科建设上的确成绩斐然，但手头却没有成熟的研究成果，所以她自己的工作重心就逐渐转移到了研究上。”

“那个年代还不太流行模型建构，好的论文靠的都是精妙的实验设计思路和对条件的严格把控，但这样势必就意味着研究周期的漫长，所以后来她结合社会对于心理服务的需求，接下了卫健委的一个项目，‘心理问题评估诊疗所’正式挂牌成立，也就是后来常说的‘79所’。”

“79所”这个名字高颖有所耳闻，经常有大人在孩子哭闹不听话时恐吓孩子“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79所’去。”

那个年代虽然国家对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逐步重视起来，但民间对于这些概念的污名化依然比较严重，因此老百姓习惯将位于长宁街79号的心理问题评估诊疗所称为“79所”。

对于“79所”坊间众说纷纭，有说那里关着的全是会打人的疯子，也有人说那里的医生拿着比人高的针筒，谁不听话就往谁的身上扎上一针。虽说传言无稽，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79所”在管理等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于X健委的这个项目杨教授有点印象，当时刘晓丽最开始是希望能和杨教授合作完成这个课题的，但他们关于心理问题评估诊疗所的定位出现了分歧，最后合作就不了了之了。

心理健康问题的诊断以及精神疾病的处方权应该归谁，这两个问题几乎是心理学所有问题中最早在学术圈达成共识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诊断权和处方权应该属于通过官方认证的组织和拥有资格证的个人，二者缺一不可。

但刘晓丽在心理问题评估诊疗所立项之初就提出了对来访者进行电刺激和经颅磁刺激等边缘诊疗手段的想法，这一点遭到了杨教授的坚决反对。人类的大脑毕竟还是一个黑箱，尤其诊疗所的主要受众还是未成年的孩子们。在杨教授看来，轻率地将这些治疗手段用在来访者身上简直和当年臭名昭著的额叶切除术一样不负责任。

最终刘晓丽更换了合作者，组建了项目组，而后位于长宁街79号的心理问题评估诊疗所正式挂牌成立。

“张教授，刘教授当年的项目资料家里还有备份吗？”杨教授问道。当年的项目资料管理并不十分规范，而且时代久远，从网上已经很难找到只言片语了。

“也许有，她……我母亲对待学术一向严谨，家里的书房都是她经手的项目资料，当年的项目资料说不定能找到。”

“能否烦你找来给我们参考一下，张教授。”

“好吧，要不你们和我去一趟我家吧，那些资料毕竟时间久了，说不定我父亲会有些印象。”张燕打电话取消了自己下午的课程，开车载着杨教授和高颖往家去。

一行人到门口前来应门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看到来人一把握住杨教授的手：“警官您是为晓丽的事情来的吧，您辛苦了，快进来喝口茶。”

老人将他让进屋内坐下，张燕就开口了：“爸，当年她的项目资料您还能找到吗？”

“燕子，那是你母亲。”老人对着张燕皱了皱眉，转头对着杨教授和高颖笑笑：“孩子让我惯坏了，您见笑，资料都在，您喝杯茶歇会儿，我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