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林尚川睡不着，在台灯下看书，心中不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他拿出小提琴，去了琴房。

他闭上眼睛，沉浸式地演奏着这首曲子。

白末镇的冬天会下雪，在南山山顶可以看到一幅壮丽的山川图，人的心胸都开阔了。南京的冬天，不是寒风就是冰雨，雨滴落在头上，一阵寒凉从头顶瞬间蔓延到全身。

江明桢望着窗外的雨，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医院挂水。

如果去医院，就要排队，现在她的嗓子疼得如刀割一般，不能吞咽；鼻塞，只能张着嘴巴呼吸。胸口疼，心脏突突地跳，她不知道她一个人能不能撑得住去排长长的队。而且去医院就要花很多钱，她在电子厂辛辛苦苦赚的生活费，去一次医院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实在是可惜。

如果不去医院，她现在的症状已经三天了，吃了感冒药都没有丝毫缓解，不能吞咽，饿也要饿死了。还有，她已经在宿舍躺了三天了，班主任了解她的情况，再不去医院，张老师可能就会联系家人，给林尚川打电话了。

可她不想让林尚川知道她生病了，不想让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就担心她，也不想让他觉得是他把病毒传染给她的。

思虑再三，她决定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小诊所挂水，无非就是一些抗生素，也能跟医生商量少开几天的量，花钱总会比去医院少一些。

江明桢没有跟任何人说，一个人忍着疼痛，走在寒风冷雨中。

疼痛和贫困是她对生命的体验，或者说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就像以前有个小护士说的，越是贫困的人就越会生病，生大病。

她小时候，母亲没有钱，生病了也很少带她去正规的医院，多数是送到街上的小诊所。有些开诊所的人甚至连专门的卫校都没有上过，只是跟着家里人学过几天，就给病人开药挂水了。过量的青霉素注射，动不动就打高乌甲素针来强效镇痛，这样十多年用药下来，她的身体抵抗力很差了。

对她来说，活着就是要承受疼痛，这种疼痛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可是这次不一样了，虽然她身体上疼痛，但精神上是幸福的。

诊所里有七个人正在挂水，还有四个人在一旁等待。江明桢从学校走到诊所，两公里的路，她已经喘不过气了。

她的鼻子完全不能呼吸，一路上用嘴呼吸，此刻，嗓子疼得就像血淋淋的刀口上被人倒上了白酒。她弯着腰，双手抻在膝盖上，眼看就要瘫倒在地上了。

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见状，站起来扶着她，让她坐下休息，她疼得说不出来“谢谢” 两个字，但是心里无比感动。

江明桢靠在椅子上，仰着头，闭着眼，张着嘴。诊所里只有一个男医生，一个小护士，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不会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病人。

这里的每一秒，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江明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她，如果轮到她了，什么药量不药量的，只要能止疼，高乌甲素、杜冷丁，能打的都打。她在心里暗示自己：快了，快了，马上就有止疼针了。

可是，止疼针还没有盼来，她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摸她的隐私部位。她吓得连忙坐直身子，看到正是刚才给她让座的那个中年男人。

他身材矮小，五十来岁，穿着一件磨得掉皮的黑色皮夹克，看起来憨厚，老实，是个善良的人。

男人见江明桢睁开了眼睛，像飞贼一样很灵活地抽身出去了。江明桢忍着疼追出去，他已经不见了。诊所里的病人都病病歪歪的，没人注意到刚才这个男人的猥琐举动。

江明桢进来坐下，想起了鲁迅，学医是救不了中国人的。不管这个男人是真病还是假病，治好了他的躯体又有什么用呢！她也不懂人性了，为什么她病得都快死了，却还有老男人想趁机占她的便宜。

“你是哪里不好？”诊所的男医生走过来问明桢。

“嗓子疼，不能吃东西了。”明桢忍着疼，用食指指着嗓子。

“你是大学生？”

明桢点点头。

“坏事做多了，以后注意点。”这个医生一脸坏笑，旁边的一个男人在仔细打量着明桢。

明桢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请求医生赶快给她打针止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