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田捉着那页薄纸搡在刘锋身上，他说这个，我也不看。

刘锋没接，纸又落回两人中间。

看一眼。刘锋说。

不看。黎志田回答。

刘锋深吸一口气，又轻轻叹出来。

他说黎先生问过我，那封档案是什么。太厚了，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也说不准。

他低头看了看那页纸，说，这是开始，所有的后来，都已经在这里写好，我能交代的底细，只有这个。

黎志田抓起它攥了一把，想揉烂，手上力道不那么笃定，也许是因为米酒，也许是因为，它皱起的棱角扎得他手心生疼。

黎志田下了车。

车门合拢，把刘锋和那张纸隔在身后。

他倚着车身点了一支烟。

那年南岸新区还没动土，设计组在当地采风，从一张民国年代的市街图上，瞥见一处叫咏恩堂的地方，图下附注是一座天主教堂，说什么也要往旧址寻访一趟。结果只打听来些潦草冗长的旧事。

当地老人说，上海沦陷的第二年，有个姓冯的神父，搭上当局内迁的最后一班渡轮，镇江、芜湖、九江、汉口，一路辗转落在这座山城。

仗不知要打到什么年月，冯神父念着有生之年，未必还回得了上海，就在山上找了一处明清遗留的民居，仍然奉主、传教。

荒芜的几进宅院，有廊有檐，叫它咏恩堂，其实是地道的中式建筑。

从民国二十七年到抗战胜利，日军的飞机在山城上空无差别轰炸了六年，咏恩堂就成了老百姓的避难所。

民国三十五年当局重返南京。说来可笑，山城做陪都那几年，好多军官——有中国的，也有美国的——和这儿的女子结下露水情缘，他们一走，女子也就嫁人了，留下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只好送到山上，咏恩堂又成了孤幼收容院。

后来冯神父过世，咏恩堂大火，只剩下一方院子，那是五几年，当初的孤儿长大，又收留了新的孤儿，天主教堂没了，但是收容院一直都在。

黎志田记起来，集团当时是跟南山区委签的合同，下头的土木公司几天就把一山破屋拆了，刘锋没吭过一个字。

刘锋拾起纸团，展平，给黎先生念了念上头的字。

太简短。无非是兹证明某某，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户籍为某地。

他说收容院的户籍原来归南山派出所管，那时候辖区里山多人少，一间派出所管着好大一片地方，后来依着山开了楼盘，人口翻了几十倍，南山派出所一分为三，都问过了，谁也开不了这张户籍证明。

问到南山分局，说收容院好几次迁址，要从新址往回找，迁一次址，找当地派出所出一张户籍迁移证明，最后一张证明的原址落在南山，才归南山管。

刘锋说这点小事，瞒着，不花什么力气，不瞒着，得走半个山城，十几间派出所。

那支烟，黎志田只吸了开头一口，余下的落着烟屑，江风里奄奄燃着。

刘锋说了说收容院的事。

他说那时候三十多个孩子，养不起，为了找着肯养他们的人，要去社区演出。

《仲夏夜之梦》，戏里人物多，而且是仙子，男孩女孩都能扮。

别的孩子都有角色，我没有，他们排戏，我就看着，台词记熟了，我就教他们，怎么说，能让人记住。

有夫妇来挑孩子，一块做游戏、读书，我也看着。

看着看着就知道，他们是有过一个孩子，还是不能有孩子，他们关系好不好，谁更心软，家里谁说了算。

后来我做了他们的导演，《仲夏夜之梦》是戏，和来访的夫妇相处也是戏，孩子要是各演各的，一个也送不出去，所以一开始就说好，这一场送谁，下一场送谁，谁怎么演，都得听我的，按计划送出去了几个，后来都过得挺好。

黎志田点了第三支烟，刘锋停住话音，向他这一侧坐过来，手探出车窗——他和黎先生有约定，烟，一天只许抽十支，一次不许连着三支。

黎志田固执了几秒，终于还是摸出打火机，交在刘锋手上。

燃着的第三支烟，他在指头上掐灭了。

那个姓水的主管，叫什么来着。黎志田忽然问。

水家胤。刘锋答。

黎志田笑了一声。

手指捻去了烟灰，又搓着纸卷里的烟丝窸窸窣窣往下掉。

他说刘秘下来江湾不到三个月，把个半吊子扶成了主管，这半吊子不就是当年的黎志田么。大导演不挑演员，反正都在你的戏里，你让演什么，就得演什么。

烟丝掉完了他又说对了，黎志田没文凭，还不如个半吊子，人家上过大专。

刘锋说黎先生误会了。

我是说识人脸色，度人心思，在收容院，和在集团，我做的事没什么区别。何况讨好黎先生，比讨好挑剔的养父母们要容易得多。

黎志田掸了掸双手。

他说想当我干儿子，叫声老子来听听。

刘锋说，黎先生喜欢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车开回工地上。

刘锋下来，黎志田没等他，顾自推开车门，绕到前头，坐进驾驶位。

刘锋想着他喝了米酒，一个人开回家，实在不放心。

他拦着说，黎先生。

黎志田说你别管我。

黎志田说，滚。

（注：请勿酒后驾驶

吸烟有害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