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那个拥抱究竟持续了多久，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牢固，永远都不会分开的力度。

当我终于想到或许应该松手的时候，两条胳膊都已经完全麻木了。

“我们回去吧。”赶在凯厄斯反应过来前，我抢先站起来转过身，疾步朝停车的位置走去。

他从后面追上来，与我并行。当他的手指试图绕过我手腕的时候，我瑟缩了。

一路无话。

时间已经不是我们出门时的清晨，整座城市开始复苏。

临街住户打开窗子在为新栽种下的黄玫瑰浇水，咖啡厅门前的遮阳伞下开始坐着读报的绅士，身穿套装的老妇人一手撑遮阳伞，一手牵着条腊肠犬正慢悠悠过马路。

凯厄斯的车速很平稳，现在的街道人群川流不息，可不是我们出门时那样冷清。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任何一点异常都会尤为明显。

我盯着车窗，几乎移不开眼，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居然是如此清晰，仿佛过去我一直透着迷雾看它，而现在迷雾解开了。

正是在此种状态下，我脑海里升腾起一个前所未有的话题，很奇异的话题，我的婚姻。

空调机突然抽搐一下，发出一阵机械罢工前的呜咽。我猛然伸手捂住它，就像捂住大脑里的想法。

不，不是这个，不应该是婚姻。那太快了，这个说法显然有失偏颇，或许我刚才更想表达的意思是我的感情。

我的感情。

独立于亲情、友情之外的第三种情感。我——我无法说出它的名字，但我知道我正思考着它。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又或者说，这应该是怎样一回事。

十四岁时，我进入托车中学，我的同学们是一群正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恋爱在这里是很常见的事，比起枯燥无味的课本和明显缺乏专业素养的老师，充满活力的同龄人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放学后的小巷里的拥吻，深夜持续到天明的酒馆派对，填满了校园生活缝隙。

我从未加入过这种活动，尽管我或许曾经有机会。在那读书的第二学年，有个带着超出他脸孔宽度方框眼镜的男孩，曾每天都来给我送一袋薯条。

他是个木讷沉默的人，从不参与任何打架斗殴，以及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课后活动。我对他没太多印象，只记得某节地理课上我们曾同坐课室第一排。

现在想来他的行为大概可以被看作一种示好，尽管我不明白他的情感是如何产生。也许是受校园潮流的影响，使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也许是同病相怜——我们都是那种尽量避免挑起争端的那种人，因此有时不免会被当成软弱，从而成为欺凌的对象。

总之他坚持这件事坚持了几乎一个学年，尽管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他带来的食物，但他乐此不疲。直到那年暑假，他不知道从哪里获得我的家庭住址，并试图将这个上学时的习惯延续到假期。

他顺理成章看到了我母亲发疯的一幕，于是从那以后我的桌上再也没出现过任何东西。

我不怪他，反而觉得这才应该是正确的结局。

正如每一口锅都应该有适配的盖子。当这口锅是摆放在精品厨具店的平底煎锅时，一顶品牌材质同样响当当的锅盖显然是必须的。而当这口锅不过是一口裹满锅灰的铁锅时，那样的锅盖显然就不适用了。

这也正是为什么，刚才想到这个问题时，我会首先想到婚姻，而不是感情。

想象自己以后会拥有怎样的婚姻对我来说很容易，想象自己的感情却并非如此。

我不认为——至少在这之前不认为，婚姻和感情应当是同一回事。

想象和幻想是不一样的，毫厘之差，就注定了前者是基于现实的理性审判，是无数个可能结局中必将到来的一环。而后者是填满梦幻轻盈的肥皂泡，哪怕不靠近也能嗅到其中馥郁芬芳，即使最终未能实现也会遍遍留恋的感性盼望。

大概我也会找一个休伦那样的人，游手好闲，混吃等死，活着的作用除了提供一些创造下一代受害者的必须物——并且还为此自鸣得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当然我很乐观，或许他能比休伦好一些，醉酒之后只打我而不打我的孩子，那这样最起码我们其中一人能够解脱。

我会分分怨怼，时时哀叹，又日日原谅。抱着对日渐衰老的母亲的埋怨和不得不承担的赡养责任，抱着母性中对孩子的保护与期待，抱着对自我意识的打压和谴责。裹挟在生活的浪潮之下，最后成为又一个麻木不仁牺牲品。

我已经充分准备好了面对这一切。

而现在生活告诉我，你还有另一种选择。

这绝不是种惊喜，而是种难以忍受的惊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