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抽，大宁、卷卷，他们都没碰。”赵藤清醒起来的脸上透着一些冷意，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阖上，头跌落到枕头上睡着了。

我的焦虑渐渐变成有形的东西游离在我和赵藤之间。

有时候我会翘掉半天的课，坐横穿城市的地铁去他们演出的场地陪着赵藤。去的次数多了，大宁开玩笑要把他们乐队的经纪人炒掉，让我顶上。

他们的经纪人刘哥坐在道具箱上抽烟，看着我咧嘴乐。他比大宁、赵藤都要年长，在当时的我眼里看来，刘哥是一位纯正的“走江湖的”，纯正的“社会人”。

音乐本身对赵藤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但对刘哥来说不是。什么样的作品市场会喜欢，参加哪座城市的音乐节、对方主办方什么说法，这些赚钱经反复在刘哥嘴里念，慢慢地也蔓延到了赵藤嘴里。

我在这些谈论间沉默。

有时枕在赵藤膝头，看他拿笔在五线谱上写几段重复性很高、音律简单的段落，我跟着哼上一段后说不好听。他拿手轻拍下我的脑门，说你不懂。

我也许是越来越不懂了。

乐队去拉萨演出的那个月我赶上重要的考试，没办法和赵藤一起去。就在那一个月里，我的不安全感和赵藤的高原反应一起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