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份，二哥回家的时候，骄傲地跟我们说，他马上毕业了，毕业之后分配到宁海市人民政府工作，1982年4月份报道。

我们都替他高兴，心中满是自豪感。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记得是1981年11月7日，四哥来到了我们家，随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个人穿着军装，手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另外一个人通过着装，看不出身份。

四哥神情严肃地说：“去钢铁厂，喊大哥去了。”

我急切地问：“什么事啊，四哥？”

四哥摇摇头，什么都没有说。

我希望他可以告诉我，因为从来人凝重的神情，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别吓我。”

“等大哥回来吧。”四哥试图安慰我，但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我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拖也拖不动，原本准备给来人倒水的，但是身体怎么都不听使唤。

四哥扶着我去床上坐着，给来人倒了两杯水。

我坐在床边，从来人的军装，可以肯定事情跟三哥有关。

会是什么事情呢？三哥怎么样了？

我侧头望向在床上熟睡的文清，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跟大哥一起进门的也是一个无法分辨身份的男人。大哥一进门，就走到床边，我的身边，我赶紧起身，拉着他的胳膊，问：“怎么了？”

大哥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来人介绍说：“我是街道的工作人员，我姓毛；这位也是街道的工作人员。”

“我姓张。”先前进来的工作人员站起身来自我介绍。

毛先生又继续介绍说：“这位军人叫何建国，和姜松在一个部队。”

我的心揪得更紧了。

何建国还没有开口，就哭了。

看到这一幕，我再也忍不住，双手捂着脸，重又坐回到床上。也许是我的动静太大，惊醒了文清。我赶忙抱起他，轻轻拍着。眼泪就这样落在他的包被上。

都没有人说话，房间里是令人窒息的氛围。

毛先生又跟何建国介绍说：“这位是姜松的大哥姜恒，这位是他的四弟姜涛。”

何建国站起身，抚了抚身上的军装，走到大哥跟前，敬了个军礼。他把挎包从身上拿下来，双手捧着，递给大哥，只一句：“对不起。”

大哥愣在那里，没有动作，没有言语。

我的眼泪无声的滴落，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左右缓缓晃着身体，手轻轻拍着文清。

大哥机械地抬起双手，接过那个挎包，放声大哭起来。

四哥在沙发上，嘴唇颤抖着，眼神直勾勾盯着这个挎包，眼泪在眼眶打转，却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

从1979年年初开始，边境局势突然紧张，部队接到命令，全员进入战备状态。姜松所在的连队被列入了参战的名单。

起初，大家的心情都是复杂的。一方面，大家都很兴奋，觉得所学所练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方面，也充满了不安和恐惧。毕竟战争意味着流血和牺牲，没人能够预测自己是否能平安归来。

姜松是一名出色的狙击手。他们的连队负责守护一段关键的边境防线。

直到1981年10月，在一次敌军的大规模突袭中，姜松所在的班被安排在一个山坡上进行防御阻击。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敌军凭借着人数优势，不断地向他们的阵地发起冲锋。

姜松静静地趴在自己的狙击位上，眼神坚定而冷静。他每次扣动扳机，都能准确地击中冲在最前面的敌军，有效地减缓了敌军的冲锋速度。

然而，敌军发现了他这个狙击点的威胁，开始集中火力对他所在的位置进行炮击。炮弹在他周围不断爆炸，尘土飞扬。但他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

随着战斗的持续，姜松的战友们伤亡不断增加。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了离他不远的地方，巨大的冲击力将他震伤。但他咬着牙，依然坚持战斗。

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为了给战友们争取更多的时间重新组织防线，姜松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吸引敌军的火力。他不断地变换位置射击，把敌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最终，他被敌军的子弹击中。他的英勇牺牲换来了战友们重新组织防线的时间，最终部队成功守住了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