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奶奶的心，逐渐被两个年轻的孩子填满。她心软了，拉着孩子们的手，紧紧握住。

那手指上粗糙的死皮，将洛淅的手背磨得刺痛，但同时也让洛淅觉得温暖无比。他想起外婆也有一双这样的手，拥抱住他时，凛冽的寒风都被挡在胸膛外。

翠奶奶搂着两个男孩。她的肩膀不宽阔，脊背经岁月磨砺而佝偻，手臂也不长，只能勉强将长大了的孩子拢在怀中。

依稀记得，几十年前，她的背还是挺直的，长发编成两条麻花辫，一左一右搭在两肩。她在一家忙得头都抬不起来的缝纫厂里打纽扣，每天缝上五百颗，只能赚五毛钱。她缝啊缝啊，不知道自己做这些有什么意思。

身边都是四五十岁的妇女，为了孩子上学来缝纫厂里打工，整天从早做到晚，缝得眼睛都要瞎掉，回去还得烧饭给一家人吃。

只有她不同，她没有结婚，也没谈对象，和谁都不熟，厂里的人都直接喊她张翠。

张翠，我这还有五十个没缝，急着回家做饭呢，你帮我弄了吧。

张翠！你这扣子怎么缝的，一拽就开！

张翠，你这个年纪还没结婚啊，我帮你介绍介绍。

张翠、张翠、张翠……

张翠活在缝纫厂工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男人们对她的长相和身材品头论足，女人们致力于讨论她怎么还结婚。她这种没读书的女人，到了二十岁还没谈婆家，在别人嘴里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究竟为什么要来这缝纫厂里干活，早早回村找个人嫁了，也省得手上戳出来这些血口子。

若是她读了书，还能有个借口，说出来干活给自己赚点学费，可她穷得很，年幼时家里养活孩子都难，也再掏不出多余的钱让她上学。等大了些，就是哪里有活她就往哪跑，夏天热出一身疹子，冬天又生着满手冻疮，无论哪个季节都难熬，冻疮泡在热水里，痒得她把皮肤都抓烂掉。

但即使如此，她宁可就着冷水啃馒头，在青葱岁月里眼睁睁看着最为珍视的脸庞被冷风吹得干燥起皮，也不愿意回村子里。

没多久，厂子里来了个新的女工，和张翠年纪差不多大，也没结婚。于是她俩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手挽着手上下班，吃早餐铺子里一分钱一个的馒头，喝自己带的水。

新来的女工叫崔风莲，一朵风雪中的莲花。她还说，只要赚够钱了，她就去首都，去看电影、喝咖啡，把有钱人做的事都做个遍。所以她缝纽扣格外勤快，缝完纽扣又做起裁剪，拿着把大剪刀在桌面上挥舞。

张翠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她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被人在背后编排、更不怕有人笑她庸俗骂她风骚。她烫着时髦的卷发，在缝纫厂里缝纽扣、剪布料，专心做着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好似周围那些窃窃私语的声音和异样的目光都与她无关。

她真是漂亮啊，那头卷发乌黑发亮，厂里的理发店甚至照着她的样子画了块板报，挂在店门口的玻璃上。

张翠喜欢和崔风莲一起上下班，甚至将自己简陋的一床被子，从厂里的员工宿舍，搬去了崔风莲租住的小棚屋中。自此，她们两人住在一起。

回想起这样的日子，张翠也惊叹自己竟然能和一个刚认识不过两三个月的女人住在一起，她们就像多年未见的好友，彼此之间那么陌生，却又总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一丝丝的熟悉。就好像她们很久之前就认识了，只是最近才重逢。

于是张翠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她竟将另一个同样年纪的女孩当成了自己的靠山，无论大事小事，她拿不定主意的，都要让崔风莲来抉择。

自然而然的，在崔风莲攒够去北京的钱之后，她们一同坐上了向北开的火车。

那火车开得可真慢啊，好像还不如在大街上跑的自行车，可这火车又这么长、能跑这么远！张翠第一次坐上火车，她扒着车窗，头朝着外面看个不停，一路都在感叹这路修得真长，窗外的山与树也那么绿。

崔风莲笑嘻嘻地靠在张翠的肩膀上，她抱着自己的麻布包睡着了，等再醒过来时，她看见张翠脸蛋通红，正低着头装鸵鸟。

“哎呀哎呀！”崔风莲笑话张翠，“你脸都红成屁股蛋子了，想什么呢？”

张翠支支吾吾地抱着她的手臂，将嘴凑到她的耳边，蚊子哼似地说：“哎呀！对面的那个男人，就是他呀，他一上车就坐我们对面了……”

崔风莲一头雾水，她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男人，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端端正正，一定帽檐圆润的帽子就放在他面前的桌上。她还没仔细打量男人的长相，就被张翠拉了回来。张翠羞怯地骂：“你干什么呀，别让他看见了！”

“看见又怎么了？”崔风莲戳着张翠的脑袋，“不就是男人吗，你没见过男人？”

“那不一样！这个男人长得好看，我们村里的小地方哪有这么好看的男人。”张翠说道，“还是得跟你一块儿出来，不然都见不到这么好看的男人。”

“没出息，我看也没多好看啊。”说完她又打量着对面的男人，面若冠玉、眼含桃花，发现她在盯着，不羞不恼不躲不避，回以礼貌的微笑。这笑容在他唇边勾起一抹温柔的弧度。崔风莲剩下的话哽在喉咙中，她默默点头，对张翠说：“你说得对，确实长得很好看。”

很快火车就到站了，挑着扁担背着大包袱的乘客都陆陆续续下车，那个男人也重新戴上帽子，只提着一个手提箱，无声地在人群中消失。

张翠遗憾地望着男人的背影，喃喃道：“要是可以嫁给这样的男人就好了。”

崔风莲骂她没出息、满脑子就想着结婚，拉着她就走出了车站。她们站在车站门口，看着揽客的三轮车，犹豫着不知道要不要坐。可气的是，三轮车夫全然没有招揽她们坐车的打算，那几个套着打补丁的棉衣的车夫，一见到穿着洋气的就凑上去问，对她们则是看也不看。

这让人很是难过，但她们也知道自己没什么钱，到底还是舍不得坐车，各自背着各自的包，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漫步。

她们住在胡同里一对老夫妻租的房子中，极狭窄，两人走进去连转身都困难，但正是这么个小房子，给了她们在陌生的大北京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容身之所。

张翠再见到火车上那个男人，是她和崔风莲看完电影出来，坐在影厅门口的台阶上依偎着看雪的那个傍晚。

街上的雪已经堆得很厚了，她们靠着彼此的肩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又激动得红着脸讨论电影剧情，惊叹于怎么会有人那么漂亮，怪不得她能当电影明星。

正当她们冻得不行，对着电影明星的大海报依依不舍地告别时，张翠发现在那被大雪堆满的街道拐角处，竟然有一个男人突然面朝下砸进雪中。

她惊叫一声，拉着崔风莲赶紧去看。

等她们将男人扶起来，才发现这人浑身都是血，白衣服脏得不成样子，血污泥污混在一起，脸上也全是血。

崔风莲将男人扶去背风处坐下，擦干净他脸上的血，忽然看出这竟然是她们刚到北京的那天，在火车上见过的男人。张翠一下子就哭了出来，她一边哭一边问：“你是惹了什么人吗，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男人奄奄一息，他喘气的声音像破烂的风箱，鲜血自唇角溢出。在这一夜的寒雪中，他脆弱得像一块薄如蝉翼的冰片，轻轻一碰就会碎裂。

他眼里的悲伤是张翠永远也忘不掉的。她哭得眼泪也在风中凝成冰，但男人涌出的鲜血冻结得更快。

男人将自己手里紧紧攥着的一只钢笔递到张翠手里，嘶哑地说：“要是有一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来找你，就把这只笔给他。”

张翠和崔风莲都吓了一跳，紧握着彼此的手，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呼出的气在风中已然不见白雾，崔风莲知道他要死了，人死之前，体温会逐渐凉掉，在冬天就呼不出来白气。她莫名有些悲伤，大概是对一个样貌优越的男人将要死去的遗憾，然而她并不是医生，拯救不了生命，只能静静听着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留下最后几句话。

一封信，一支钢笔，男人最后撑着残破的身体，扶着墙站起，朝着巷子的深处一瘸一拐地走去，最终消失在下一个拐角，再也看不见踪影。

张翠害怕极了，她带着钢笔和信跑回家，抱着崔风莲大哭，眼泪就落在那封用牛皮纸包好的信封上。

她知道，她们本不该打开这封信。可是留在北京的这一年、两年，始终没有一个金发的外国人来找她们。直至张翠要回乡了，那封信还压在她和崔风莲共同的枕头下。

最后一天，张翠实在忍不住了，她剥开牛皮纸，抽出那封信，让崔风莲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可惜的是，崔风莲也不会念，因为那信是用英文写的，大大小小的字母堆在一起，她们什么都看不懂。但信的末尾留下了一行中文，崔风莲清脆的声音柔缓地念出那行字：“我死于悠悠众口，我活于你的心中。”

“什么意思……”张翠茫然。

崔风莲摇摇头：“看不懂。”

“好吧。”张翠不免有些失望，她保存了这么久的信，竟然只能看懂这两句话。